2009年4月15日，阿努图瓦总统马塔思凯莱访问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市，为他做英法翻译的竟然是个中国人。加拿大和阿努图瓦都是以英语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英法翻译人才济济，为什么一个中国人能够脱颖而出? 而且这名翻译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仔，甚至还有点口吃。那么，一个乡村小结巴又怎么会成为国际大牌翻译?朱立军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响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知耻而后勇，小结巴天生不信邪
1975年，朱立军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本来是个口齿流利的孩子，但是，小学二年级时因为顽皮，模仿一个说话口吃的同学，结果弄巧成拙，最后真的成了结巴。
1995年，他高考成绩不理想，仅仅被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营销专业录取。朱立军觉得自己口吃，毕业后也不会有公司聘用他。于是，他放弃了学业，去北京打工。
不料，找工作时也遇到了麻烦。有的老板一见他是个结巴，客气的说“你去别家问问吧”，不客气的干脆挥挥手：“赶紧走远点!你嗑嗑巴巴的，回家种你的地好了。”好不容易有个姓朱的老板，起了恻隐之心，把他留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有一天，朱立军和一个工人准备用铁线勒紧一个包装箱，朱立军的手指被勒在铁线里。他大喊：“勒……”站在箱子另一侧的工人就用力勒一下；他又喊： “勒……”对方又紧勒一下；“勒手啦!”等他把这三个字喊出来时，手指已经被铁线勒得露出了骨头。这件事传开后，朱立军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闲着没事，就有人冲他喊：“勒……勒……勒手啦!”
1998年，朱老板旗下的电力安装公司承包了加拿大卡尔加里油田的一项电力安装业务，老板从建筑工地挑选了一批工人，朱立军作为力工，也被选中派往加拿大参加这项工程。半年后，工程竣工了。当时正值卡尔加里这座新兴的石油城劳动力奇缺，朱立军顺利获得了新签证，在当地一家机械加工厂开铲车当配料工。
配料工是工厂里的低端工种，又苦又累，收入还最低。朱立军决心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在北美，想找好工作，只有拥有北美学历才行。可是，培训学校只对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才免费，像他这样的工作签证人员，是需要收取巨额学费的，他根本念不起。
为了延长签证，朱立军需要向移民局提供自己的学历等资料。他找到一位姓张的中国专业翻译。在张翻译那里，一张中学毕业证，短短的几行字，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盖上一个翻译协会通用的章，收费竟然高达50加元——这是政府统一定价!
看到朱立军对这样的价格有些难以接受，张翻译傲慢地说：“你以为这是国内呀。这是加拿大!不是谁都能从事翻译工作的。我毕业于国内重点大学英语专业，又在加拿大读完英语硕士，通过了翻译协会的考试，才能从业的。”朱立军问：“谁，谁都能去考么?”张翻译问：“你难道也想当翻译?”朱立军说：“好，好活儿呀，谁，谁不想呢?”张翻译几乎笑翻了，用手指点着朱立军，故意结结巴巴地说：“就，就你想，想当翻译?我，我看这事儿准成!你有天，天赋呀。”
朱立军受到了侮辱，忍了又忍，才愤愤地说：“你，你也别，别狂，我，我还就真要成为一名翻译，比，比你强得多的翻，翻译。”
世上只有懒死的汉，哪有学不会的话
想当翻译，首先要治好结巴的毛病。中学时，他曾经有过几次矫正口吃的经历，但都因为太难而失败了。这回，他在日记本上写道：“世上只有懒死的汉，哪有学不会的话——让结巴见鬼去吧。”
他在图书馆上网查治疗口吃方面的资料。他的口吃在医学上属于那种可以康复的“连发性口吃”，是一种后天获得性发音神经障碍的病例。他按着资料上介绍的方法，开始了艰苦的矫正治疗。
每天早晨，他四点起床，去住处附近的一个大公园里练发音。他先把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字分开来，一个一个地念：“你，你，你……好，好，好……”然后，再慢慢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来念。这是一个需要极大耐心和毅力的练习，每一句话，他都要练上几百遍甚至上千遍，直到说得流利为止。
半年来，朱立军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熟练地背诵下来三千多句汉语。在一个天气明朗的周六早晨，朱立军决定检验自己的“成果”。他来到街上，走进中国商店，见到中国人就打招呼。店员和老板惊奇地说：“哇，你国语说得好棒呀。”
朱立军怀着惊喜的心情，连续又走了几家中国商店，最后又去华人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咨询了好多事……基本正常!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回住处的路上，忍不住打了好多个侧手翻。
结巴治好了，朱立军开始攻英语。他进了社区的免费英语班，每天下班后学到晚上十点下课。他给自己定下任务，每天背50个新单词，听一小时录音，读一小时课文，与别人聊半小时英语。
他没有过目不忘的神奇能力，记忆力很一般，每天还要在工厂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要背50个单词谈何容易。背了忘，忘了再背，如此往复。后来，他发明了一种被自己命名为“情景记忆”的背单词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是时间紧而逼出来的。每天工作时，没有时间学习英语。但是他发现，其实在工作中间，有好多的“空闲”时间：上洗手间的几分钟，开铲车等待上料的几分钟，给铲车加油的几分钟……这样的“几分钟”每天出现好多次，何不把它们利用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几分钟里背单词。比如，中午在食堂大厅吃饭时，他就背诵眼前的单词，诸如“奶酪”、“沙拉”、“三文鱼”等。他发现用这种现场面对面的方法背下来的单词，印象深，不易忘记。
他还信奉当地华人学英语的经验：“脸皮厚，学个够；脸皮薄，学不着。”所以，他就像一只苍蝇，一有机会就“叮”当地人，与他们英语会话。可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脸皮厚的人，跟人家会话时，心理上总是很紧张，常常几分钟的会话下来，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裳。最令他郁闷的是，平时背得流利的话，实际使用时，总是说得吭吭哧哧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他在“Zeler”商场买理发推子，在收银台付款时，一个暗中盯梢的理货员走过来，说：“我需要检查一下。”说着撕开包装盒。原来，他怀疑朱立军对理发推子进行了“调包”。朱立军来加拿大这么长时间，还从未受过如此的侮辱，他大怒了，高声说：“你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小偷?你侮辱了我!”那个理货员自知理亏，把经理找来摆平。朱立军滔滔不绝地说： “难道你们商店对所有的顾客都开包检查?不是吧?为什么专门对我进行这种检查?我认为你们的行为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可不是小事，经理吓得连忙道歉。
事后，朱立军找准了感觉：原来，只要说话时自信，气足，别想汉语原意，尽量用英语思维，就说得流利。
从1999年到2003年，整整四年时间里，朱立军放弃了与别人合伙开装修公司的机会，也放弃了无数业余时间挣外快的机会，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学英语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不但能像当地人一样听写说，甚至能跟当地人很“生动”地吵架了。2003年秋天，拥有一万多单词量的朱立军参加了安大略省翻译资格考试，一次成功，获得了省翻译协会颁发的中英专业翻译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一个高考英语只老了60分的高中毕业生，四年之内，登上了英语的最高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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