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有隐士。传说尧时有隐士善卷，居洞庭有善卷洞；商周时有隐士匡庐，居庐山，故庐山又名匡庐。
古人之所以会采取隐居方式,除了追求生活的自由外,也往往与为了全身避害有关。当他们一旦感到政局纷乱、社会动荡、世道险恶、人情诡诈时,就会萌发隐逸之想,于是匿迹林泉便成了一种选择。
然而隐与见,出与入,并不是绝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教导,他们的兼及正反两面的处世方法显得比其他哲学更有智慧,更灵活,更全面。
由于提倡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儒学是倾向于世用,讲究兼善天下的。对于读书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来说,学以致用,毕竟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当儒学被汉武帝奉为正统的哲学以后,求取功名更成了一般学人士子的奋斗目标。隐遁高卧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大多数出仕者来说,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建功立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那么,充满了功利性目的的世用不是“物役”、“尘劳”吗?那些一向自鸣清高的士大夫又是如何身居朝市,却能勘破嚣崖利薮,出淤世而不染,保持清白的名节的呢?原来,他们对这一现实的矛盾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居官而少问事,任职而多偷闲,这就是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妙法------朝隐。
西汉已有朝隐的概念,扬雄《法言·渊骞》说:“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称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即柳下惠)为“朝隐者”。
事实上,汉武帝时身为朝官的司马相如曾称病不问事,既可获俸禄名声之利,又可得林泉逍遥之趣,便是朝隐的典型例子。
晋人隐逸之风大盛,晋王康琚作《反招隐》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认为隐居在山野僻壤的高人不过是小隐士而已,居于朝廷与市肆的高人,尤其难得,那才称得上是大隐士。此论得到了邓粲的响应,他进一步肯定:“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晋书·邓粲传》)
这些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栖身于官场而又追慕高邈气度的士大夫阶层。
但是朝市喧嚣如何清虚隐逸,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像采用汉人司马相如以病相推、晋人嵇康唯酒是耽等方法,终非长策。所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出了一个改良的方案,他说：
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优患。
惟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
遁迹于山野,做名副其实的隐士,冷落太过,冻馁无时;混形于京官,又嚣喧难熬,心力耗磨,最理想的方式是介于大隐和小隐的中间,即他所谓的“中隐”,在地方上(他在这首诗中举例说如陪都洛阳)当个闲官,这样便可避劳免饥,优游卒岁了。他另有一首《闲居》诗,内云“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恰可作中隐之说的注脚。
可见,与世用相对者,并非惟隐遁一途,燕闲也是方法之一。对那些难脱宦海的士大夫来说,庄子之游既高且玄,只可艳羡,无从附着,而古代人想出来的“朝隐”、“中隐”的实践,却拓出一片天地,从而将那逍遥的游历降到能真实感受的生活层面上来,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只要你能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释,身边的花木泉石、琴棋书画,都可成为精神上擢拔高蹈的凭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