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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一驳的西施故里萧山说

自清以降,萧山与诸暨数度发生西施故里之争。双方各执己见,公众则坠云里雾里。观两地之争,所谓“西施出萧山”之说,实不值一驳。 一、刘昭之注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萧山市志(1985—2001)》在《丛录·西施故里萧山说》中有言,“及至南朝,对西施的出生地出现了分歧,并带起了对与其关联的一些西施古迹的争议”。可见“西施出萧山”说之源头在南朝。而南朝言西施出萧山者,唯梁代(502—557)之刘昭。他在《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之余暨(萧山建县之初之名)条目下注云:“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然遍观存世之《越绝书》,绝无刘昭所云之语。故刘昭所谓“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二、毛奇龄之流及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之辩词,属主观臆断、信口开河 清毛奇龄之流及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正因发现刘昭注语系无中生有,为自圆其说,故各作辩语如下: 清代的毛奇龄在《萧山县志刊误》中云: 吾谓施断属萧,不属诸者,考《后汉书·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曰:萧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绝者,非今本越绝,此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而其书既亡散,见其语句于他书者,与今本越绝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的《萧山县志(1911—1987)·附录·西施故里资料》中说: 南朝梁刘昭在晋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余暨县下注文:“越绝曰:西施之所出”。但查现在看到的东汉袁康、吴平所撰的《越绝书》中,并无余暨“西施之所出”的字样。于是又产生了是否尚有比此本还早的古文《越绝书》的争议。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的《萧山市志(1985—2001)·丛录·西施故里萧山说》则如此辩说: 《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刘昭对山阴、乌伤、诸暨、余暨四县均有“越绝曰”的注,但与商务印书馆版张宗祥校注的《越绝书》对照,诸暨、余暨二县的注,张校注本《越绝书》均无,故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 由上可见,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的核心论据,即刘昭所见《越绝书》非现存《越绝书》。 对于现存《越绝书》有无同名不同版本,自《越绝书》问世以来,学界至今未见有《萧山县志》所谓“争议”,唯有对《越绝书》有无同书异名之《越纽录》《越绝记》等存疑。对现存《越绝书》撰写者为何人,学界则有认为是子贡或子胥的,有认为是袁康、吴平的,还有持无具体撰写者之说的。明正德、嘉靖年间学者根据《越绝书》书末《越绝篇叙外传记》中的一段文字推断其撰写者为会稽人袁康、吴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肯定。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官修权威著作,故现多采用此说。 刘昭之注系无中生有,而学界对《越绝书》有无同名不同版本又未见有争议,故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所谓“是否尚有比此本还早的古文《越绝书》”及“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之辩实为强辩,在至今尚无可信史料及考古发现佐证之情况下,当属主观臆断、信口开河,其状恐非态度轻率、强词夺理所能形容,实皆尽显一副无赖文人嘴脸。 三、西施故里之争核心问题在出西施之苎萝山究竟在何地,对此古人早有定论,毋庸置疑 西施故里之争核心问题在出西施之苎萝山究竟在诸暨还是在萧山。《越绝书》云西施“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刘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之注语中仅言“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未涉苎萝山,而早于刘昭的南朝刘宋(420—479)官吏孔灵符(死于公元465年,曾任会计太守,在萧山有建有私人田庄,《宋书·孔灵符传》载其田庄“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在其《会稽记》中明言:“诸暨县北界有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今名苎萝山。” 孔灵符《会稽记》中相关记述如下: 诸暨县北界有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有方石头,是西施浣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 按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之逻辑推论,参照孔灵符《会稽记》中所言,再证之刘昭纯系杜撰之所谓“《越绝》曰……”,则刘昭或因大意或因眼花,误将“萝山”之“萝”认作“萧山”之“萧”,当在情理之中(古文中“萝”“萧”两字字形相近,两字篆书及异体字尤其如此)。刘昭生活的南朝梁建立于孔灵符死后37年,仍按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之逻辑推论,则刘昭极有可能读过孔灵符的《会稽记》,从而将“诸暨县北界有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误为“诸暨县北界有萧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亦未可知。 或因刘昭之注系无中生有,又属孤注,后人多未加采信,故诸暨苎萝山乃西施所居处在南宋以前为共识,并无争议。观嘉泰《会稽志》及明万历《绍兴府志》,亦仅采用两说并存之记述。 嘉泰《会稽志》记述如下: 苎萝山在县南五里。《舆地志》云:诸暨县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志》: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山下有浣纱石。《太平御览》云:萝山今名苎萝山,山足有王羲之墓。孙兴公文王献之书碑今不存。 嘉泰《会稽志》在上引记述末句后有“苎萝山,一在萧山县,今并存之”之注。但此注也不过是说,萧山也有一座叫“苎萝山”的山,而并不是说萧山的苎萝山系“西施、郑旦所居”。 明万历《绍兴府志》所记为: 苎萝山,一名罗山,在县南五里,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舆地志》云:诸暨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志》: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曰西施……苎萝之属萧山,盖在析县之时,为志者失考,故疑而两存之。 万历《绍兴府志》中“苎萝之属萧山,盖在析县之时,为志者失考,故疑而两存之”一语,其意实为萧山亦有同名之山,只因无从考证,心存疑虑,这才在志书中记上那么一笔的。 事实上,关于苎萝山,在北宋时期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中记得很清楚,该书卷五“两浙路”中对诸暨和萧山记述如下: 望,诸暨。……有诸暨山、苎萝山、浣江、暨浦。 紧,萧山。……有萧山、浙江、运河。 可见,萧山也有“苎萝山”,是至南宋时期才出现的说法,把后世才有的山名与千余年前的人事牵扯到一起,纯系后人的穿凿附会。 四、西施出诸暨尚有其他佐证,萧山则无 西施出诸暨尚有其他佐证,至少有三: 其一,西施乃越女,此为公论;诸暨乃越国故地,无可争议。然而萧山古属吴地,此有古籍记载可证。 《越绝书》关于西施,尚有如下记述: 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句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污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 文种乃越王勾践之臣,向勾践献有“伐吴九术”,“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派他赴吴献美,用当今的话来说,可谓“谁提议谁落实”。越国献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出自越地乃理所当然之事。 而萧山古属吴地,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可找到明证。《水经注》卷四十中说得很清楚: 浙江又东径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矣。……又径永兴县北,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应劭曰:阖闾弟夫概之所邑。 郦道元编纂《水经注》时,引用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多达480种,其中前人著作多达437种,属于地理类的就有109种,书中除了其亲身考察所得的资料,尚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书中所记之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越州》中载: 萧山县,本曰余暨,吴王弟夫槩邑。吴大帝改曰萧山,以县西一里萧山为名。 明万历《绍兴府志》中云: 萧山县,吴王阖闾弟夫概邑。县西有萧山焉。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中国地理学专著,撰写者李吉甫为唐宪宗时宰相,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对古代中国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是保留下来的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学专著。万历《绍兴府志》是地方志,自然也不可能凭空记上“萧山县,吴王阖闾弟夫概邑”这么一笔。 西施生活在越王勾践(约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65年)时代,其时萧山尚未建县。按新编《萧山市志·政区·建置》中所记:“萧山自西汉建县,先后有余暨、余(馀)衍、永兴、萧山等县名。”1987版《萧山县志·建置·沿革》则载:“西汉初至元始二年间,始建县,名余暨,属会稽郡。”即便以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计,“萧山”前身“余暨”建县之时,距西施生活的年代(以勾践逝年公元前465年计)至少也有259年时间。《越绝书·纪策考》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这说明,吴越两国不仅国土接壤,连风俗都是一样的,故萧山在西施生活的年代属吴国疆域,勾践称霸后才成为越国土地完全可能。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元和郡县志》及明万历《绍兴府志》关于萧山县系吴王弟夫概邑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述:“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这也可以从侧面佐证萧山昔为吴地,因为萧山就在钱塘江边上。所谓“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一语说明,浙江边上的土地在越国灭吴之前,都是属于吴国的。诸暨乃越国故地,对此当无可争议。勾践为复国方有献西施之举,在其当时处境下,去吴国属地觅取美女献给吴王夫差,岂非天方夜谭? 其二,嘉泰《会稽志》和明万历《绍兴府志》对流经诸暨之浦阳江段因西施而俗称浣江或浣浦均有记,而对流经萧山之浦阳江段并无相关记述。 嘉泰《会稽志》关于浣江的记述如下: 浣江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 明万历《绍兴府志》如此记浣江: 诸暨浣江,在县南五十步,亦名浣浦,又曰浣溪、曰浣渚,北过县,分为东西下江,中有浣纱石。 其三,郑旦与西施同为诸暨苎萝山女,同时献于吴王。诸暨历代县志均设西施、郑旦传略,萧山历代志书不见有此内容。 五、20世纪80年代及2019年发生的西施故里之争,乃萧山一些无赖文人基于功利考虑之欺世盗名、邀赏逐利之举 王炜常及其后《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基于功利考虑(当今社会,西施故里乃极具旅游开发价值之文化符号),在无新的可信史料发现和考古发掘以资佐证的情况下,依据刘昭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之注语和毛奇龄之流信口开河、强词夺理之主观臆断,重拾“西施出萧山”说,实属混淆视听、欺世盗名之举。极而言之,则无非欲借此邀赏于地方领导、以求博取个人名利而已。历来治学严谨者,对西施故里之争所以不置一词,实乃不屑一顾,遂使王炜常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有了自以为是、肆意妄言之机会。

posted on 2020-11-23 11:04 jinxing 阅读(33) 评论(0)  编辑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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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被作者在 2020-12-15 08:1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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